大盈家最强细节整理，帮你看懂军事大片《四渡》里的烧脑背景！

银幕亮起，你置身于一支急速行军的队伍中央。

耳边，是听不懂的方言；眼前，是没见过的复杂地形；前方传来的，是你并不完全理解的命令。你和九十一年前那些二十岁出头的红军战士一样，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走，不知道这次渡河是佯攻还是突围，不知道那个刚刚还在说话的战友下一秒还在不在……这种迷茫感与悬疑感，正是暑期档大片《四渡》带给你最独特的观影体验。

已知结局的故事，拍出了生死未卜的悬疑感。

来源/《四渡》

这部电影没有一上来就洞悉全局的"全知视角"，而要把你拽回1935年的赤水河畔，让你以普通红军战士的视角、在未知中苦苦求索的伟人视角，在迷雾中感受每一次抉择的焦灼。就这样，一个已知结局的故事，被拍出了生死未卜的压迫感和悬疑感，甚至是剧情里红军智商碾压国民党军的烧脑感。

而这，恰恰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四渡赤水之所以是神来之笔，正是因为当年红军在迷雾重重中选择了最正确的路线。而《四渡》带我们回到云山雾罩的九十一年前，在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的体验中重温那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电影《四渡》官方预告片。

第一重感官：

从战场细节中找到压迫感

我们都知道结局——遵义会议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三万红军四渡赤水跳出四十万敌人的包围圈，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局面。然而，在四渡赤水伊始，没人可以这么笃定。红军刚刚在湘江遭逢失利，被迫转向未知的黔北之地；而他们的敌人，装备精良、补给充足，正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

能走出去吗？该怎么走？这些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

环绕在群山之中的遵义。

摄影/陈庆全

《四渡》中有一个细节，蒋介石得知红军入黔，不屑地评价"古今寇匪都喜欢逃往川黔"——这话说的"古"，正是太平天国后期的翼王石达开。当年，石达开率领太平军，同样辗转于川黔交界地带，却在大渡河畔兵败身死。蒋介石这样说，明摆着是想将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红军会按照他的剧本走吗？红军凭什么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这些问题沉甸甸地压在观众的胸口。

《四渡》中的贵州正式亮相，从红军智取遵义切入并重点还原了遵义会议的情节。如果你对这段历史略知一二，或许会感到一丝宽慰：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机的历史关头，

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来源/《四渡》

但电影没有给你喘息的机会。镜头一转，红军在土城青杠坡与川军郭勋祺部短兵相接。说好的运动战呢？说好的灵活机动呢？怎么又是一场硬碰硬的阵地战？

红军原本计划在赤水寻找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机会，并在土城青杠坡对尾随而来的川军进行伏击。青杠坡是一块狭长的葫芦形山地，毛泽东原计划利用两侧的高地对川军形成夹击之势。但情报出了问题——最初判断敌人不过四个团、六千余人，交手后才发现实际有一万多人，增援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赶来。一场伏击战，打成了对制高点的争夺战、消耗战。由此，红军不得不放弃从川南北渡长江的原计划，在土城附近的几个渡口第一次渡过赤水河。

1935年1月29日，

红军从土城附近的渡口第一次渡过赤水河。

摄影/陈伟红

——看，红军并不是不会失误。第一渡确实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

于是我们在《四渡》中看到，红军在宽广的赤水河面上，要在一夜之内以小船、毛竹、绳索和老乡家的门板来修筑浮桥。敌军的炮火倾泻而下，凸显一种不得不避敌锋芒的紧迫感。

毛泽东甚至下令把炮沉掉——对这支装备本就匮乏的军队来说，每一门炮都是宝贝。为什么要沉？要知道，在不久前的湘江血战中，红军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携带了太多辎重、行动过于缓慢，错失了宝贵的渡江时间。为了活下去，红军再不能重蹈覆辙，必须轻装上阵。放弃看似珍贵的武器，其实是在抓住一线生机。

红军战士顶着敌人的炮火渡江。

来源/《四渡》

紧接着红军一路向西，而国民党大军尾随，毛泽东提出了大胆的想法：利用敌人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判断，出其不意，挥师东进。换句话说，刚渡过去，再渡回来。

这个决策在今天看来很是高明。但在《四渡》里，你能感受到的只有风险：刚刚摆脱追击，又要掉头回去，还要从正面攻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娄山关；而红军刚刚经历了一场失败的伏击战，士气与补给都在最低点。

二渡赤水这个"回马枪"，是一场冒险。

天险娄山关，从正面攻打极其困难。

红军没有完全寄希望于和黔军"硬碰硬"，而是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找到了一条能穿插到敌后的小路。电影中的处理极富艺术感：剧组在拍摄现场搭建了一面高24米、宽30米、接近90°的悬崖。银幕上，茫茫天地之间只有看不见尽头的绝壁，红军战士冒着细雨碎雪攀爬，寻找生路，绝望感和压迫感扑面而来。

遵义战役最终以"大捷"收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但电影没有让你觉得"赢了就轻松了"。你看到的是：每一步胜利都冒着巨大的风险，承担着巨大的代价。

娄山关大捷，但前进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代价。

来源/《四渡》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闲笔。

娄山关战斗期间，黔军军阀王家烈正在桐梓县为母亲操办寿宴。电影将取景地选在如今的贵州瓮安草塘大戏楼——气势恢宏的全木结构双面大戏楼，建筑面积足足有4650平方米，以399棵两人合抱的大木，托起27个飞檐翘角和一具刻有上千个古代戏曲人物和亭台楼阁的红木木雕横梁。

戏楼上张灯结彩、歌舞升平；几十公里外的娄山关上，炮火连天、血肉横飞。这个对比极具讽刺意味。黔军的"岁月静好"建立在他们对红军动向的误判之上，这也标志着战场的主动权开始易手：红军在迷雾中越走越清醒，国民党在自信中越陷越迷茫。

红军与国民党军的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重感官：

在"叙事陷阱"中寻找烧脑快感

在娄山关，红军的胜利打痛了黔军，也惊醒了蒋介石。但国民党方面显然没意识到局势正在起变化，仍沉浸在"四十万对三万"的兵力自信之中，全然不知自己正一步一步走进一个精心布置的迷魂阵。

《四渡》在这里玩了一个漂亮的"叙述性诡计"，把叙事的主视角从红军切换到了国民党。跟随国民党军官的视角，看到的是：1935年3月16日，红军从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电台信号显示，红军主力集中在古蔺一带的狭小区域，行军路线指向长江方向。敌人的飞机也"及时发现"了红军的行踪，将情报迅速传回。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红军要北渡长江了。

蜿蜒的赤水河为红军机动作战提供了空间。

摄影/杨建

于是，国民党大军倾巢而出，向古蔺方向合围。蒋介石在指挥部志得意满，仿佛已经看到了红军的结局。

然后，红军消失了。

镜头一转，你回到红军这边，才恍然大悟。原来，红军只派出一个团携带总部电台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长江方向佯动；而真正的大部队早已秘密、迅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等国民党反应过来的时候，红军已经挥师南下，直扑乌江，佯攻蒋介石坐镇的贵阳，调动滇军"救驾"，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撕开一个口子，成功进入云南。

四渡赤水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

制图/夜鸣蝉鱼一条

你可能记得，在电影中，红军击落了国民党军的一架飞机，这在历史上也有据可依。就是在1935年3月18日，红军在茅台镇附近行进，国民党三架飞机前来扫射轰炸，试图阻遏红军前进。红军警卫营机枪连以四挺机枪对空射击，击落了其中一架。

除了用顽强的作战意志弥补装备的巨大悬殊，红军还凭借什么完成这样不可思议的机动？这在影片中也有暗示——当蒋介石发现自己被骗，问陈诚为什么国民党军破解不了红军的电报密码，电影中适时出现了"豪密"一词，引出一条没有明说的暗线。

相对国民党军，红军其实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情报。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指挥部特务连印章。藏于/遵义会议纪念馆摄影/陈庆全

通讯设备。藏于/黔南瓮安猴场会议会址摄影/陈庆全

这得益于红军拥有一支隐秘、干练的无线电侦察队伍：军委二局。这支队伍侦获了大量国民党往来的密电，让红军得以在四十万敌军的围堵缝隙中穿插移动。

而国民党对红军的密码几乎完全无法破译。这正是因为"豪密"的存在——1931年，化名"伍豪"的周恩来亲自编制了一套密码，具有一次一密的特点，极难破译。事实上，直到中国迎来解放，"豪密"始终没有被破解。

正因如此，毛泽东形象地比喻，与蒋介石打仗就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善用情报，红军取得了先机。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的情报优势被发挥到极致。最精彩的故事发生在南渡乌江之时——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既然红军一直在破译国民党军的命令，对蒋介石的电令行文方式和口吻非常熟悉，何不冒充正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令调开他们？这一建议被采纳，假电要求周、吴两部绕道而行。敌军果然中计，被一封假电报调向了错误的方向。

就这样，红军在敌人的无线电波中，为自己开辟了一条生路。

由此，我们才明白《四渡》中的"叙述性诡计"为何成立了——国民党确实不知道红军在哪里。他们的情报来源主要是空中侦察和地方报告，然而飞机在雨雾朦胧的茫茫大山中不便起降，川滇黔军阀各怀鬼胎，电台通信又靠不住，红军的机动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侦测能力。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

来源/《四渡》

这种叙事方式带来了一种独特的"爽感"——不是爆炸和枪战带来的生理刺激，而是一种智力上的烧脑快感。你看着敌人被耍得团团转，看着红军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你会忍不住想：原来"用兵如神"这四个字，背后是这么多的细节支撑。

第三重感官：

从普通战士的视角找到角色代入感

《四渡》最特别的，是把镜头对准了那些站在队伍中间、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走的普通红军战士。

赵德发、朱会永、郭闯、阿金……电影没有让这些角色变成领袖人物的陪衬，更没有沦为服务于主线叙事的简单背景板。相反，正因他们是普通红军战士，从他们的角度难以看到全局，观众才获得了最强烈的代入感。正像《四渡》导演徐展雄说的那样："观众和战士一样，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那种紧张感和代入感是传统叙事无法比拟的。"

电影塑造了赵德发、朱会永、郭闯等生动的人物形象。

《四渡》对战士生活的刻画精细到什么程度？不妨就先从一件最日常、也最致命的事情谈起——开口说话。

"智取遵义"那场戏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却极为精彩的细节。红军队伍抵达遵义城下，试图冒充黔军叫开城门，可是口音有些"生分"，一开口就引起了黔军哨兵的怀疑。这时，阿金出场了。这个后来才加入红军的本地"流浪儿"，操着一口贵州话上前周旋，一番"唱念做打"之间蒙混过关。虽然最终一场激战仍未能完全避免，但这场贵州话的"表演"仍为红军争取到了宝贵的对敌作战准备时间。

《四渡》从战士的视角，

讲述了一个个充满代入感的故事。

口音问题，在四渡赤水的历史中从来不是小事。须知，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战士大多是赣南、闽西人，带着浓重的江西口音，在黔北地区活动，一开口就会暴露身份，很容易变成"活靶子"。真实历史上的"智取遵义"，红军就是利用黔军俘虏叫门，骗开城门的。

在土城的四渡赤水纪念馆里，记录了一位名叫何木林的老红军的真实故事。1935年，何木林在青杠坡战斗中负伤，与部队失散。作为赣南籍红军，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江西口音，流落贵州乡间。为了防止暴露，也为了保护救助他的当地百姓，他选择伪装成哑巴，在一家糖厂做工为生。没想到，这一装就装了14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何木林才开口说话。

青杠坡战斗遗址。

摄影/吴学文

再看装备。

红军连长赵德发，据扮演他的演员于适介绍，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既要在前线冲锋陷阵，又要在长征途中发展新革命力量。在电影里，他的武器显得比别人更精良，这个细节并非为了"好看"，而是有严格的历史依据。1935年红军攻占遵义后，利用缴获的物资为战士们补充了一批新军装，而赵德发使用的"花机关"——即德国MP18/28系列冲锋枪的缴获或仿制版——正是当时集中配发给精锐突击力量的精良装备。

说到"花机关"，就不得不提到电影中另一个令军迷津津乐道的细节：盒子炮横着打。

赵德发使用的"花机关"

是集中配发给精锐突击力量的装备。

盒子炮，又称驳壳枪，是中国人对毛瑟军用手枪的别称，在《四渡》中频频亮相。细心的观众会发现，红军战士射击时常常将枪身横过来——这不是为了"耍帅"。毛瑟手枪威力大、射速快，但连发时枪口上跳严重，影响精度。中国军人发现，将枪身横置，令枪口上跳的后坐力会使子弹在水平面上形成一道扇面，反而弥补了精度不足的缺陷。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装备细节是钢盔。在电影里，陈赓带领的干部团——以工农红军学校学员为主体编成的精锐队伍，是红军的底牌和未来的指挥官，战斗素养一流——是戴着钢盔的，且不是观众们看惯了的德式M35钢盔（因为1935年初这种钢盔还没有普及），而是英式的"飞碟盔"为主。因为这些钢盔都是从国民党手里缴来的，所以显得拼拼凑凑，很不成建制的样子，可能不是很"好看"，却还原了真实的历史质感。